我的陇西师范散忆

一

　　1982年7月，我大学毕业，先由学校分到定西，再到定西人事处等待二次分派。离开兰州前，师大中文系的李鼎文老师问我：想去哪里工作？我说：最好是能到文化馆之类的单位做文字工作，退而求其次，就是到定西教育学院去当老师。他说：定西教育学院的高院长是他的同学，他写一封信引荐一下。我一到定西，就把李老师的信转呈高院长。然而，几天之后，我被告知分到陇西师范。于是，我乘班车奔陇西而来。
　　陇西在哪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一无所知。朋友们对我说：陇西是个好地方。是曾经设立过巩昌府的地方，甘肃省最早的省会就在陇西。还有朋友搬出陇西师范的历史给我介绍：陇西师范是一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的学校。它的前身是始创于1871年的南安书院。清末实行新学制以后，巩昌知府祁永膺于光绪32年（1906年）在南安书院内兴办“陇西师范高等学堂”。这不但是甘肃省最早兴办的师范学校，也是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比兰州大学还早办三年。1917年，甘肃省议会议定，又在南安书院原址设立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36年更名为省立陇西师范学校。解放后，虽然学校的归属几经变更，但师范学校的性质一直沿袭下来。如今，有人因其校教泽绵长，名师云集，成果斐然，将其誉为“陇中白鹿”。这不禁令我对陇西师范产生了几分好感。
　　班车翻山越岭，一路向东。在车上我又遇到了两位同去陇西师范报到的同行。一位是毕业于天水师专中文科的杨君，另一位是毕业于庆阳师专英语科的许君。他们两位都是陇西人，算是荣归故里，只有我是赴他乡谋食。
　　我们在陇西县城的南门下了车。杨君的家就在县城，他去找了一辆架子车，把我们三人的铺盖、书箱及其他杂七杂八的行李运到陇西师范。
　　师范在陇西的东街。从南门往北，经邮电局、钟鼓楼十字，再往东折，经过一条很长而狭窄的东街，即将出城的地方，右手便是目的地。四根竖立的水泥砖柱，上方用钢筋连接在一起。中间两根的距离比较宽，焊接在上方的两道钢筋呈拱形状，两道钢筋中间，嵌着“陇西师范”四个大字。进门，先是一个状似农家四合院的大院落，学校主要的办公区域都在这里。大门两边各有一排教职工办公室；西边主要是校长、书记、教务主任、办公室主任等领导的办公室，被大家戏称为陇西师范的“中南海”。东边的房子不多，东南角有一个小门，从这里进去是总务处的院子。南边是理、化、生实验楼。一楼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会议室，每周一次的教职工例会都在这里召开。楼前有一棵苍劲高大但树冠稀松的松树，上悬一口上课报时的大钟。不远处，还有一棵高大的核桃树。院子里，有东、西两个花圃，里边主要是果树和月季花。中间有一个矩形小花坛，东、西窄，南、北长。花坛里好像有几棵柏树，种什么花，现在记不清了。从实验楼两边的台阶走下去，才是教学和生活区，有礼堂、图书馆和阅览室、简陋的办公楼，有教室和学生宿舍，还有餐厅以及操场和家属住宅区。操场南边及西南角上，矗立着一段古老的城墙。老师们晚饭后散步，都喜欢去城墙上溜达，登高远眺，大半个陇西城以及东、南开阔的田野，还有更远的南山、仁寿山、巴巴坟都尽收眼底。
　　正是暑假，学校里没有学生，老师也极少。一位姓谢的副校长接待了我们，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一见面就问我：“是你啊！李××怎么没有来呢？”我回答他：“李××分到教育学院了。”
　　给我的感觉，他们等的是姓李的，却来了一个姓武的……我原来是个替补。

二

　　我的宿舍安排在那个简陋的办公楼上。那时候，陇西师范的老师不坐班，上课在教室，备课和批改作业就在自己的宿舍。因此，宿舍也是办公室。楼共三层，除了一楼的校医室和二楼的教务处之外，其余皆为教室的宿舍兼办公室。我住在二楼楼梯口靠南第一间。这间房子本来就比别的房间小三分之一，又在房子的东北角上缩进来一个多平米，用作整个楼房的垃圾通道。房子就显得更小一些。不过，一个人足够用了，无非就是摆放一张单人床、一套桌椅和一个书架而已。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心里还美滋滋了好长时间。唯一不尽我意的是，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住在二三楼的老师倒垃圾，通道里产生的噪音真烦人。特别是到了冬天，住在楼上的老师都要生炉子，就一天到晚总有人往通道里倒炉灰和煤渣，通道里便一波接一波地发出“哐堂堂”的噪音。
　　楼是旧楼。木制的窗框和窗扇不够结实，加之长期的日晒雨淋，已经开始朽败。初冬的一日，我早晨起来开窗通气，不料右边的窗扇随即挣脱窗框上的螺钉掉下楼去，窗棂上的玻璃全部摔得粉碎。我把那扇摔坏了的窗扇从楼下捡上来，找了两枚铁钉，重新钉在窗框上。窗扇上缺了玻璃，窗外的风从窗口吹进来，毫无遮挡。特别是晚上睡觉，冷风嗖嗖地从窗口灌进来，冻的不行。我几次找总务处的保管员，请他找人修窗，可他总是拖，一直也未见有人来修窗。我只好想了一个零时补救的办法，把挂在书架上遮灰挡尘的一块纱布用图钉压在窗扇上挡风，虽然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总是聊胜于无。当初自己确实也是太笨了，就没有想到找两张报纸糊在窗子上，或者买几尺布当作窗帘挂起来，效果会更好一些。
　　天气越来越冷，刮南风的时候，冷风就从纱布的细缝里穿进来；下雪的时候，雪也从纱布的网眼里挤进来，落在床头和地上。我被冻感冒了。有位同住在一层楼上的老师给我支招，让我晚上从楼道两头的窗子上偷卸几块玻璃给自己装上得了。这一招果然管用。我从走廊北头的窗子上卸下两块玻璃安在自己的窗子上，从此免了许多寒冷。

三

　　我和杨君成了语文教研室的新成员。当时语文教研室共九位老师，其中五位是老教师，还有两位是刚从庆阳师专毕业，先我和杨君一年来的。教研室主任姓胡，是位女的，西安人，西北师大（原甘肃师大）60年代初毕业。她的爱人是师范教务处主任。
　　我的课是教82级一、二两个班的《文选和写作》及《语文基础知识》，每周14节。82级学生是和我同一年进校的，在课堂上，我是新老师，他们是新学生，在课下，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陇西师范有个传统，凡是新到的老师上岗之后，都要由教研室组织听一次课，其余老师课后评议和指导，帮助其提高教学能力。我的公开课教《语文基础知识》第一册第一章中的一节，内容是“语音的物理性质”（好像叫这个题目，记不太准确了）。我反复钻研了教材内容。为增加教学容量，还找来黄伯荣主编的《现代汉语》和罗常培等人编著的《普通语音学刚要》参考备课。直到写出自己满意的教案，才邀请大家听课。课堂上，我围绕着语音在物理方面的四种要素做了全面深入地解说，自认为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但是，老师们听了我的课后似乎并不满意，尤其是心直口快的胡老师直截了当地说：“对师范生用不着讲那么多理论。如果这样给学生教语文基础知识，我相信他们什么也学不到。”
　　“什么也学不到。”这个评语够重了！可我当时似乎自信满满，并不在意这样的负面评价。我觉得，给学生多讲点东西并没有错。然而，当我后来逐渐有了一些教学经验的时候，我才越来越感到胡老师的评价很有道理。这也可能是我后来比较重视选择和处理教材，努力钻研教学方法的诱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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