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疫区日记二：春天里

夏令时的第一天，春天来了。
好几天没出门，我还没能适应气候的变化，如同教室里的无人管理的钟表，跟不上新趋势降临的节奏。智能手机成为了我的“世界之窗”。每时每刻，西切斯特县内新的确诊案例数都会通过我的朋友、长辈、和学校邮箱送达到我的显示屏上。截至今天上午，距离第一位病人在劳伦斯医院确诊将近一个星期，西切斯特县里一共有98例确诊案例，一举成为全美第二多确诊案例的区域。
毫无疑问，新冠病毒成为我身边最受关注的话题 ---- 关于生病、停课、股市、囤货以及外出计划的讨论成为了茶余饭后的重点谈资。尽管如此，久违的阳光与煦风仍然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们。他们聚集在校园里的草坪上，仅为享受当下这一刻的活着。
作为在南方长大的花粉过敏患者，除了第一年在过敏症状未显现时在寒风中瑟缩地尝试过野餐外，就再也没敢躺上学校的草地里了。我曾认为人类的疾病是反映城市的现状的媒介。譬如，我一直怀疑，我的过敏症，或许会与学校每年春季花大价钱铺设的草皮有关，或者也可能是某种特殊的杀虫剂或除草剂的副作用。
与欧洲不一样，美国在对于其农业生产以及环境管理的标准向来都是后知后觉式的（reactionary）。只有在科学家证实了某样化学物质的应用对人类与环境有害后，法律才会后知后觉地禁止人们在生产中使用它。也就是说，法律的保护只有在伤害已经被造成了，且被证实了以后，才能产生效应。怀疑，也是驱使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去揭开《寂静的春天》的原动力。
当然，怀疑如果仅止步于阴谋论，便失去了其探究真相的作用。所以，即使听起来是很愚蠢，我还是把我的怀疑告诉了正在进行关于学校使用的杀虫剂与除草剂进行研究的朋友。也算是我无聊的宅家期间做过的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了。
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但我其实还是出去了一趟的。外出的目的十分纯粹 ---- 去超市囤粮。对我来说，美国生活与在国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每个星期要到超市购买一周所需的必需品。我在家的时候，父母大部分时候都会去身边的市场买一天所需的食材。小城的市场各有特点，但他们的分布都大同小异。最外围面向路边的一般都是卖时令水果和鲜花的档口，偶尔会小贩在路边摆放一些蔬菜草药之类的作物。卖干货的档口一般都朝向市场内，老板娘会坐在门口一边招揽生意，一边砍椰子。走进市场，经过两三档卖蔬菜的摊位后，就会看到挂满新鲜排骨的肉摊，这些摊子一般都会挂上特殊的红灯，让肉显得格外新鲜。鱼档里面的商品可以说五花八门，除了各式各样的鱼类外，还有田螺、田鸡、黄鳝之类的河鲜。至于有没有蛇，我也并不太清楚，虽然广东人会吃蛇这事很出名，但这烹饪蛇这种高难度菜式并不在我家的家庭食谱里面。
我长大一点后，我家附近也出现了几个小小的个体菜铺，而且大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格局，不仅能供应蔬菜、米、水果，还有专门的屠夫师傅可以处理肉类。这些菜铺都是按作物产地划分的，我妈妈念旧，喜欢老家产的食物，所以三天两头跑到老乡开的菜铺里买食物，甚至与老板娘成为相熟的朋友。
我在布朗克斯维尔，购买食材的体验就非常不一样了。我在家里时，通常会在打折期间才去超市“扫购”。而在布朗克斯维尔，去超市变成了我雷打不动的周末活动。布朗克斯维尔也有农夫市场，但是只会在一个星期里的特殊时刻会开放。虽然市场里面的作物都是从附近的有机农场运送过来的健康食品，但我也常常因为懒惰而错过开放时间。农夫市场里的食物，价格一般都比在超市里的更高一些，这是美国政府对过度生产单一作物的大型农场主进行补贴的鼓励政策导致的。超市里的食物基本上都用塑料包装得精致整洁，但是包装上的标签能给到我们的消息却十分有限。若是要从众多暗示着“自然”、“无添加”的标签中找到真正有机食物的标识，恐怕也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虽然有时标价附近会告诉我们作物是在某个国家生产的，但我们都不会知道是具体在哪一个地方。去年冬天我曾很爱在一间韩国超市买木瓜，即使这明显违背了季节的规律。结果是我也遭了报应，一连买了两个带有药剂味的木瓜，以至于这周当我看到满满一个柜子快要熟透的木瓜时，都能想起那浓重的农药味。
但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当我和舍友囤完货以后，用打车软件打车回家的经历。因为是要去人口密集的地方，我们很是警惕，把口罩、手套、帽子都戴上了。一路上虽然没有遇到同样全副武装的人，但人们都十分友善，且非常乐于与我们交流对病毒的看法与忧虑。由于没有私人交通工具这种有形资产，我们选择用手机打车软件打车回家。而当我们约好的第一辆车到达时，司机在看见我们的时候向前继续开走了。我们后来打了几个电话也没有收到回复，最后他在距离我们两分钟的距离的地方扬长而去，取消了我们的订单。
至于原因，我不能走进司机的心里去探索他的心路历程，所以也不能代表他解释缘由。那天下着雨，也许是他不满意他是在价格较低的时间接到这一个订单的，又或者他有什么紧要的急事需要处理。然而，对于我来说，我能感受到的，是他在看到我以后仓皇逃走的背影。这或许是一次种族歧视的经历吗？由于他阻断了与我交流的机会，我很难为此下定义，我还用他退单的钱支付了我的下一趟车程。他给我带来的“不方便”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的不便，只是让我的内心，稍微“哐当”了一下。这日常的小事里微妙的不和谐，稍不重视，便随风飘散了。
我可以对这种类似歧视的事情视而不见，但这也是我作为异乡人的某种优势。但这些微小的“哐当”，也许会变成某天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危险与暴力。詹姆斯·鲍德温在他的自传《一个土生子的札记》把种族歧视的经历看做一种疾病，一种可怕的慢性疾病，凡是活着的黑人身上都带有这种愤怒在她的血液里。他说，人一旦染上这种疾病，便不能再高枕无忧了。这种疾病害死了他的父亲，而他也深受其扰。鲍德温发誓要将歧视愤恨带进他的心里，但并没有打算依此讨伐另一个种族。对歧视的愤怒与纵容是被歧视者的重疾，而其良方在于不断地阻止自身去默许他人以种族为名的伤害。
其实，《一个土生子的札记》是我刚来美国看的第一篇散文，我当时并没有看懂，如今也是一知半解。实际上，由于在成长的环境里一直是随大流的大多数，来到美国后也一直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学校里，我并没有很直观地感受过歧视。不过，这次短暂的感触，也让我无比感激学校对于平等与包容的追求。用我舍友的话来说，在这个男生穿裙子上学的地方，戴口罩能算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