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洮工程在渭源

　　1958年6月17日，引洮工程在岷县古城破土动工。这一“震惊中外的工程”历时三年后，终因没有经过科学的勘察论证，脱离实际，盲目上马，违背客观规律而宣告失败。1962年4月24日，中央西北局在转发1962年4月18日甘肃省委给西北局《关于引洮工程彻底下马的报告》时说：“这是我们大家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历史教训。”引洮工程已经过去四十余年，为鉴往知今，启迪后人，有必要对当年引洮工程进行回顾。
　　引洮工程，主干渠西起岷县古城，东到庆阳董志塬，途经5个专区23个县，穿越200余座崇山峻岭。主干渠全长1400多公里，干渠14条总长2500公里，工程计划在两年内完成。
　　引洮工程局设在当时的会川县，张建纲任书记，高步云任局长。下设技术科、医院等机构，干部职工有100多人。阵容庞大的民工队伍主要来自岷县、渭源、临洮、陇西、定西、通渭、会宁等23个受益县。这些县也成立了各自的工区，统一驻扎在指定地点，工区又下设大队，大队下设中队，每个中队约300人左右。共在一个食堂吃饭，共同参加劳动。
　　引洮工程开工后，从岷县的古城到定西的大营梁，声势浩大的16万多民工犹如一条巨龙，盘踞在蜿蜒起伏的山岭。
　　渭源县地处引洮工程上段，为一期工程的主要施工地。工程从西南部的峡城入境，东北部的大安出境，横穿渭源，当年施工留下的痕迹现在还随处可见。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和上级部门的指导下，渭源人民积极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中。当时农村劳力被分解成三部分：青壮年劳力一部分去铁沟“大炼钢铁”，一部分上引洮工程大干，剩余的老弱妇孺则留在生产队耕作庄稼。开赴到引洮工程上的渭源民工大约有1万多人，分别来自全县各公社。
　　1958年4月，渭源县和会川县都成立了工区，戴志魁任渭源工区主任，张占鳌任会川工区主任，两县合并后又合成一个工区——渭源工区，住庆坪乡政府院内，戴志魁仍担任渭源工区主任。1958年12月，渭源县被撤并到陇西县和临洮县，渭源工区也随之划归两县，以关山为界，北面为临洮关山工区（驻庆坪李家堡），南面为陇西朱家山工区。工程开工不久，因战线过长，力量分散，便将关山以下的工程停止，人员集中到工程上段。临洮关山工区也合并到临洮工区（驻峡城门楼寺），陇西朱家山工区合并到陇西工区（驻岷县古城）。
　　1958年5月25日，渭源县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成立了“渭源工区党委会”，由戴志魁、高云亮、郭耀廷、杨映春、贺鸿章等15人组成，同时还成立了“后方办公室”，由孙镇平任主任。渭源工区下设宣传科（石正玺任科长）、组织科（陈思贤任科长）、保卫科（姜成福任科长）、工程技术科、供应科（祁永和任科长）、办公室（贾德林任主任）等科室，工作人员约30多人。渭源工区共组建10个民工大队，33个民工中队，配备中队以上干部87名。
　　引洮工程总干渠出九甸峡后，依次经过渭源地段的峡城、麻家集、上湾、会川、祁家庙、新寨、七圣、北寨、秦祁、大安等地通往定西县境。
驻扎在渭源县境内的工区有通渭工区（麻家集乡政府所在地）、会宁工区（上湾乡的尖山）、临洮工区（峡城乡的门楼寺）、秦安工区（峡城乡政府所在地），驻扎在岷县古城的工区有平凉工区、临夏工区、定西工区、陇西工区，榆中工区在卓尼和临潭接壤的石门沟，靖远工区在九甸峡。
民工大多数住在工程附近新挖的窑洞里，个别住在地窝子里。工程所有人员在食堂就餐，面粉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干部为30斤粮，民工为50斤粮。到1958年底，由于农村劳力不足，长势喜人的庄稼一部分烂在地里没来及收割，第二年庄稼又耕种不上，又遇上大旱，农作物大面积减产，国家经济出现困难，粮食供应接济不上，天灾加上人祸，民工施工决心动摇，人员开始流动，工程建设苦苦支撑。1960年后半年，定西专区各县工区合并后，人员集中到古城。1961年6月，引洮工程终于在绝望中彻底下马了。
　　在极“左”路线指导下的引洮工程教训是沉痛的。
　　一是缺乏科学的论证，没有强大的经济和科技作后盾，工程一开即就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二是在“浮夸风”盛行下，严重违背了客观规律，最终受到了严厉惩罚。当年，引洮工程局要求在1959年“五•一”节，水要通到大营梁。时任临洮关山工区主任的高云亮说：“如果能给我几十台机器，我就能按时把水引到大营梁。”就因为这句大实话，高云亮被当场撤了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真理，在当时引洮工程失败的教训中得到印证。
　　三是引洮工程给国家经济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给广大民工带来了沉重的灾难。3年时间内，仅定西地区就耗费了高达1亿多元的资金；为制作大量的人力车和烧水做饭，不计其数的参天大树被砍伐，难以统计的木材被浪费或化为灰烬；在各种事故中，2148名民工丧生，400多人致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