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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为什么损失惨重?

作者:金一南  来源:搜狐
发布/更新时间:2019-02-18 11:09:16



出处:https://www.sohu.com/a/260015574_655915

  【导语:1936年10月,西路军遵照中央和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作战,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奋战,伏尸盈雪,由于兵力悬殊、粮绝弹尽,无任何救援,视死如归,顽强战斗半年,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一是轻敌。
  大家普遍认为,河西是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以为马家军战斗力不行。李先念同志晚年有段回忆:
  西路军领导开始对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的困难和敌人力量估计不足。到临高地区之前,总讲形势大好,敌人已基本被我击溃。对形势估计判断错误,发生失误。古浪战斗失利,西路军领导感到“出人意料”(没有想到九军损失了两千多人);高台保卫战,董振堂奉命死守高台,两千八百余名官兵几乎全部殉难,对西路军领导“震动很大”。
  从总体看,低估了马家军的作战能力是我们吃大亏的一个前提条件。马家军的核心就是马步芳的青海第100师,警备第1旅、第2旅,马步青的骑兵5师,总兵力不到3万。
  我们对马家军的认识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最初并不看好它,但后来遭到失败,又把对手描述得十分强大,不仅具有兵力优势,还有装备优势,使我们陷于对方火力的猛攻之中。
  事实上他们没有那么显著的优势。其武器装备较我军低劣,民团方面更谈不上训练,持长矛大刀及19世纪的毛瑟铅丸火枪。
  五军军长董振堂对西路军的领导说过:马匪作战能力不行。因为董振堂当初在西北军服役的时候,1928年曾在永登与马家军作过战,对方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所以董振堂认为马家军训练水平低,作战能力不强,渡过黄河打垮马家军没有多大问题。
  当时红军指挥员中发生这样的对敌人判断失误,不止董振堂一个,中央红军中也有同样的问题。
  1933年3月4日,马鸿逵第105旅进占光山郭家河村,与汤恩伯第89师换防。3月6日拂晓,红二十五军74师秘密急行军60里到达郭家河,乘敌人地生疏、立足未稳发起突然进攻,以伤亡30人代价歼敌两个团,毙敌207团团长马兆图、副团长吕宗文,俘敌205团团长马鸣及其下属官兵2000余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8门、机枪12挺、长短枪2000余支、战马百余匹,副旅长马登科仅带60余人落荒而逃。
  这些战例都大大增强了红军面对马家军作战的信心。我们为什么要在河西走廊,在甘州、凉州、肃州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后来看根本就不可能,但当时低估了对手,觉得可能。
  中央红军也发生过低估敌人的问题。遵义会议开完,确立的战略方针是“赤化四川”,首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中央红军中的几位川籍将领向中央的建议,认为川军好打,作战能力不强,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赤化四川没有问题。
  遵义会议采纳了这一意见,结果土城一役吃了大亏。那是毛泽东同志刚刚复出,刚刚通过遵义会议获得了军事指挥权,指挥的第一仗就打败,被迫一渡赤水,从宜宾一带渡过长江的计划完全无法实现。
  所以,对敌人的低估不仅发生在西路军,中央红军照样发生。尤其五军军长董振堂长期在西北作战,对马家军是了解的。他向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建议,认为马家军战斗力不行,会给西路军主要领导留下深刻印象。被大家忽略的是,董振堂已经离开西北多年,而这段时间内马家军也是变化的。
  1928年和董振堂作战的马家军,三日一操练,半年一会操,多数士兵把给养拿回去过生活。所以甘、青一带有“只吃粮,不当兵”之说。说是去当兵,当什么兵啊,把粮食拿回家去了,也没什么训练,就是三天去出个操,半年去会个操,非常松散的部队。
  甚至围攻古浪作战时,马家军缺乏现代化训练的弱点也暴露无遗。因不熟悉陆空联络技术,不懂得要布置通讯布板,被前来助战的国民党飞机炸死士兵10多名,军马炸死了30匹。所以董振堂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
  但董振堂在保定军校学习的时候,马步芳也在保定军校学习。马步芳后来又在西北军干过,觉得西北军的训练非常好。董振堂他们打完仗离开西北之后,马步芳掌握军队,认真仿照西北军的训练方法,使军队的素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点,董振堂等人未曾料到。低估了马家军的作战能力,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家军的战法是西北特有地形上产生的传统作战方法。河湟骑兵机动灵活,自古已然。历史上中原武力进入西北就吃了这方面的亏。同治初年,陕甘总督杨岳斌镇压回民反抗,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
  每值接仗,千群万骑,以相抗拒;一经击败,狼奔豕突,行走如飞。
  西北地广人稀,遮蔽物又少,徒步作战和马背上作战的差别很大。杨岳斌讲的就是千群万骑“呼啦啦来了,又呼啦啦跑了”这种西北作战的特点。我们当时并没有把这种对手充分掌握。左宗棠征西,也在给他儿子的信上说:
  贼剽锐殊甚,遇坚军则转瞬不见踪迹,遇暇军则有隙即入,亦不即招架,非长毛所能。
  左宗棠所说的“长毛”指太平天国。左宗棠镇压了太平天国。他拿这个力量与太平天国比较,发现完全不一样。“遇坚军则转瞬不见踪迹”,一看你强,骑马跑掉了;“遇暇军则有隙即入”,只要有缝隙,就趁机冲杀进来。这是一个我们不适应的对手和不适应的作战方式。
  马家军的骑兵在机动性上确实胜红军一筹。西路军刚刚宿营做饭,马家军一见红军炊烟,急驰而至,将来不及吃的饭食挑翻倾倒后立即逃窜。如此一连数日,给西路军造成极大困扰。
  过去我们习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现在马家军也来这一套,来得快,跑得也快,确实在战法上就让西路军十分被动。马步芳自己编的“马家军骑兵歌”:
  突前线,扰后方,像闪电,似疯狂。
  这是一个我们不大看得上的对手,却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1936年11月,马家军召开武威军事会议。攻打古浪的敌指挥官、旅长马元海(此人给西路军造成了最大伤害,任第一线总指挥)在会上发言:
  与共军正面作战,兵力装备我们比不过,也斗不过,最好的办法是尾追。我们有的是骑兵,发挥骑兵特长,天天将共军的殿后部队截取一部,从武威到嘉峪关的狭长通道上,很能截取一大部分共军的兵力。这种切尾的办法,所用兵力不多,红军只能忍痛,不可能回头护尾,收获的效果一定可观。如果红军长途流窜疲惫之余占领城池顽抗,我则用大力围攻。骑兵沿途疲劳追击使共军休整和给养都成问题,以饥饿疲惫之军盘踞城池,绝没有攻无不克之理。
  马元海等人把西北地形掌握透了,把我们的短处看透了,利用这一点,其兵力装备虽然不行,但一截一截吃红军,用他的骑兵快速截我后卫。就因为这个武威军事会议,马元海的理论深得马家军其他将领的赞赏,把他推为步骑兵全军总指挥。
  马元海直接指挥青海第2警备旅、第100师刘德呈团、循化民团、西宁东南川民团。马彪为第一路指挥,下属100师的马忠义团、陈嘉科团,青海警备旅马元祥团、马得胜团和临夏旧洮庄民团、门源民团。马朴为骑兵第二路指挥,下属100师的骑兵旅,西宁鲁沙尔民团,西宁上五庄民团、湟源民团。马禄为骑兵第三路的指挥,下属骑兵5师马禄旅及韩起功旅,韩起功为步兵指挥,下属骑兵5师马呈祥、祁明山旅,第100师300旅手枪团,西宁市民团,张掖民团。第100师的马步康、马全义等部,还有民和、互助、乐都、贵德、同仁等县的民团为总预备队。
  今天看起来,这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但这是一帮烧砸抢能力很强的匪徒。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是总指挥,在围攻兰州之前和打下兰州之后非常谨慎,打下兰州之后,尤其是继续向西进入河西走廊时,更是无比小心。因为部队会与马家军相遇,而西路军吃过非常大的亏。但在那个时候,马家军已经完全不行了。
  马家军这种骑兵作战形式,在连发武器打击和炮火摧毁下,是一点优势都没有的。解放战争时期,彭总带的部队炮兵没有问题,连发武器没有问题,所以彭总过了兰州往西北打的时候,根本没有出现西路军的这种场景,完全一路平推全部扫荡,全部消灭光。
  马家军这种战法在我军装备低劣的情况下是有效的,与解放战争中的我军步兵、炮兵根本无法抗衡。
  但在当时红军的简陋装备之下,马家军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而恰恰我们出现了问题,未坚持集中兵力。中央11月25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
  要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只要是打两团以上之敌,西路军领导人必须亲临现场指导。
  又电:
  只要粮房不缺,把西路军全部集中到方圆四五十里范围内,齐打齐进。
  后来发生的西路军在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期间,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永昌、山丹期间,西路军在三百余里战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高台、临泽期间,西路军又是摆出了“一字长蛇阵”,一次一次地吃了没有集中兵力的亏。
  陈昌浩就讲:我们确实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错误,一条山时未多集中兵力击敌;在甘、红、古浪时集中兵力不够,主力分开;永昌时期未能“齐打齐进”;水泉子伏兵嫌弱,高台时未能将主力迅速靠近五军。
  高台那一战,五军的电台掌握在政委黄超手里,五军军长董振堂孤军奋战,却无法向后方转告信息。因为黄超不在高台,导致整个部队失联,援兵不及,五军受到重创,董振堂牺牲。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导致西路军损失惨重的原因之一,轻敌。
  二是高层决策的分歧。
  正如历史学家胡绳讲的一样:西路军问题涉及张国焘问题,当时中央红军已受到很大削弱,而张国焘四方面军却兵强马壮。
  胡绳还讲:“西路军接受的是军委命令,上面署名是张国焘、朱德,张和军委不能截然分开。张当时想与苏联挂上,抬高自己的权势。”
  我们今天研究西路军问题,切忌“大翻烧饼”。过去讲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损失,今天又讲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决策的损失,两种讲法都有问题。
  当时,对方针的分歧确实发生在了高层,但是我们讲这些分歧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结合实际情况。共产党的力量、红军的力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不同山头形成的。
  1927年以后的武装起义,海陆丰起义、湘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琼崖根据地、赣南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赣东北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闽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等,由于工农武装割据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共产党从一开始搞武装斗争,就是来自不同山头的武装力量,演化成三支最大的力量:以赣南和闽西苏区为核心的中央红军,以鄂豫皖苏区为核心的红四方面军,以湘鄂西苏区为核心的红二方面军。
  不同的力量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山头。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山头通过磨合、斗争形成统一领导、统一步伐、统一指挥、统一意志,那是非常困难的,必须付出代价的。
  当时红四军内部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如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大多数与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密切相关。随着踊跃参加革命的广大农民和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革命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红军必须完成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统一。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也成为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能否走下去的关键。
  一支农民队伍怎么变成一个不同于历次农民起义、不同于李自成、不同于陈胜吴广、不同于黄巢、不同于太平天国的队伍。解决这一问题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古田会议上。
  毛泽东当时讲,“不为个人争兵权,要为党争兵权”,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当时红四军内部朱、毛之间的矛盾,被一些海外的学者和我们一些搞党史的人说成是毛泽东争权、揽权。
  毛泽东就是争,但不是为个人争,而是为党争。要通过集中统一指挥实现改造,进而才能实现胜利。
  西路军的问题,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有人又说是毛泽东争权,争张国焘的军权。毛泽东争的是红军集中统一指挥,只有这样红军才能获得胜利。没有统一的领导力量,没有统一步骤和一致的行动,不可能获得胜利,不可能把我们与太平天国划分开来,与陈胜吴广划分开来。所以当时对西路军行动出现的分歧,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歧。
  1936年6月,张国焘刚刚取消“伪中央”,对四方面军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对红军发展方向和方式各执己见:先河东还是河西,先向南还是向北,先建立根据地还是先接通远方,先灭马家军还是先取得援助,靠自身力量还是靠外援力量⋯⋯思路不一致,步调不一致,缓急不一致,方针不一致。西路军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艰苦作战的。
  实际上,当时在中央领导层内部分歧是很大的,而我们也不能说张国焘完全不服从中央指挥。因为张国焘时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的第二领导者,中革军委主席是朱德。
  当时的主要命令电报,以中革军委张国焘、朱德名义发出,很大程度上是张国焘的意思,它与中央的命令是有差别的。当时中央也不好直接指挥得这么具体,因为对四方面军的力量不好直接介入。
  1936年6月,张国焘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1936年9月,中央认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应该先南后北,要求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宁)兰(州)大道,与一方面军共同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争取两个月夺取宁夏。
  但是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掉头西进,打算渡河,渡过黄河占领甘北,作为“目前最重要的一环”,不愿意与中央会合。他对陈昌浩说: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
  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是将宁夏战役看作另辟根据地的非常好的机会。他积极指挥四方面军部队抢先渡河,主要是为了在河西找一个全新的安身之地。所以10月28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陈述他的部署:
  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取得宁夏定远营,取得物资后,再与主力回击深入之敌就更有把握了。
  张国焘的意思是先到宁夏,先拿装备。中央的意思是一、四方面军共同取装备,包括二方面军也共同到定远营。如果不明白当时三个方面军之间的分歧,和来自不同的根据地、不同山头之间利益的不同取向,你就很难明白西路军的形成及其后来错综复杂的行动。
  10月2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他与张国焘共商:
  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暂不渡为宜;
  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几乎在毛泽东要求彭德怀与张国焘“共商”的同时,10月24日晚三十军已在靖远以南的地区渡河,“共商”几成多余。虽然今人不知晓当时彭德怀是否还来得及与张国焘“共商”,但三十军的过河总算还有一份中央的背书,九军的过河呢?
  毛泽东24日刚讲“九军拟暂不渡为宜”,25日晚九军就开始渡河。说九军不服从中央命令,但九军得到了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联名的命令,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其实当时主要是张国焘的意思,朱德被张国焘完全架空了。
  10月26日,张国焘命令九军、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渡河。就在渡河的当天,中央以绝密电致前敌总指挥彭德怀:
  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凉州在西面,宁夏在北面,张国焘有意向西不向北。10月27日,九军及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全部过河。同日,彭德怀、聂荣臻分别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有意破坏预定计划。宁夏战役计划首先击破南敌,四方面军一个军渡河,两个军留在河东,与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共同击退南面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等部。由于四方面军的几个军都渡河,首先击破南敌的方案流产。
  10月28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及各军首长:
  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
  中央提出警告,三个方面军要联合起来,否则麻烦。结果话音刚落,10月29日五军过河。从今天来看,西路军作战能力原本强劲,它的整个历史也非常悲壮,但是在过河这个问题上,九军、五军都没得到中央认可。中央后来追认了九军过河,但一直没有认可五军过河。简单说它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不服从中央指挥,也不太对。
  问题在哪里呢?从中央层面看,要求九军、五军不要过河它却过了,可以说违背了中央的意思,但从它的指挥程序来看,当时中央还不能够完全指挥调动红四方面军,他们过去一直是服从张国焘指挥的,具体行动也得到了中革军委的背书,所以也不能够简单说成是擅自行动。
  毛泽东设想通过组织宁夏战役,实现统一指挥,获得对三个方面军的指挥权。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召开会议让各方面把指挥权交来,而是通过一次实际作战实现统一指挥、统一号令。
  所以10月29日,毛泽东在给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
  全战役需掌握在你一个人的手里。
  就是想通过实际作战,真正获得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的指挥权。但彭德怀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彭向中央报告:
  张对打击胡敌始终动摇,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
  张国焘不想先打,想先到定远营获取苏联援助物资,这给当时中央的指挥号令带来重大问题。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11月初截断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执行,西路军由此成为孤军。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红军指挥步调不统一带来的重大问题。
  11月5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地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电报里面几次写到“独立”“独立开展一个局面”“独立地去完成你们的任务”,还特别指出“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不受一切牵制”。实质上是强调,中央来电,你们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你们有专断权,关键要搞出一个独立的局面来。这就是在当时中央与张国焘分歧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对西路军的复杂指挥体制。
  11月16日,西路军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张国焘立即批准:
  你们的独立行动,对实现党的政策路线和战略方针有伟大意义。你们即在甘北、宁夏西北、青海东部大大扩大活动区域,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回蒙革命团体、政权机关和游击队等,必要时你们自己提选人员,组织地方党和政权机关。
  “独立行动”“自己提选人员”“组织地方党和政权机关”,这是张国焘对西路军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独立地搞出一个局面。
  因步调不一致,中央的海打战役计划、宁夏战役计划、作战新计划等需要一、四方面军配合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实现。这是我们今天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却是当时存在的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指挥层面出现了分歧。尤其是中央对四方面军没有完全掌握,不好直接指挥、也不能直接指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军之间的误解交叉其中。由此造成了西路军后来的命运。
  三是错判。
  不仅张国焘发生了错判,中央也发生了一些错判。
  错判之一,中央低估了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难度,毛泽东同志也低估了。
  1936年6月毛泽东致函彭德怀:
  关于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两个:一是宁夏和绥远以西,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条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有妨碍,但能形成根据地。
  实际上在甘、凉、肃三州的河西走廊一带,建立根据地非常困难。这是中央发生的第一个错判。
  错判之二,是高估了东北军对西北军阀的影响。
  “西安事变”以后,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觉得我们能够通过与西北、东北军的合作,使整个西路军的处境发生重大改善。当时甘肃省主席是东北军军长于学忠,我们与东北军的张学良达成协议,与西北军的杨虎城达成协议,与甘肃省主席于学忠达成协议,都是要改善西路军的处境,而且几个方面都同意了。所以12月27日,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
  可见当时中央是看好西进的,认为西路军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数日之后,国民党中央军进抵西安。东北军、西北军为保证西安的侧后方安全,提议西路军一部分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迎击胡宗南。于是中央改变西路军西进的决定,命令部队东返,配合东北军行动。这样就出现了西路军忽西忽东的拉锯局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革军委主席电示徐向前、陈昌浩:
  西路军仍应执行西进任务。
  随后蒋介石又调集重兵进攻西安。根据形势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
  出现“反复拉锯”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在对当时形势进行判断,另一方面在不断改变判断。对东北军、西北军能不能与红军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判断,对东北军控局能力的判断,等等。这一系列判断之间的拉锯,导致了后来西路军行动的来回拉锯,在倪家营子的来回拉锯。
  这种拉锯有点儿像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来回地调集部队,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一会儿渡过去,一会儿渡回来。当时部队中充满了怨言,连林彪都发牢骚说,为什么不走弓弦而走弓背。这是部队不了解中央战略意图,中央决策就是根据敌人的布势来回地改变。
  所以,西路军在西部的行踪不定,来回反复,包含有中共中央对形势判断的来回修正。当时以为东北军能有很大影响,最后证实它没有太大影响,对马匪则几乎没有影响。
  为了援助西路军,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西路军领导机关⋯⋯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学忠对马步芳来一威胁,谓不停止进攻,红军主力即将攻击青海,如停止进攻,则西路红军可以甘州为界,甘州以东不相侵犯。
  当时对东北军抱了希望,也对马匪抱了希望。
  中央2月6日致电周恩来:
  与于学忠商调1师、2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与西路军配合。
  希望东北军在西路军解除困境方面发挥作用。
  2月24日,毛泽东再电在西安作为国共和谈调解人的周恩来:
  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二马有代表在西安否?
  后来有些人讲,毛泽东想让西路军陷入绝境,这完全是信口雌黄。毛泽东恨不得收买马步芳,让他放过西路军。听说他很爱钱,便问“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步芳,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说毛泽东当时对马步芳抱有幻想,小看了其干到底的决心,是不得不认的事实;说毛泽东想让西路军覆灭,见死不救,则是不折不扣的污蔑。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经历过很多失败,西路军是其中一个重大失败。怎么总结出经验教训来?经验教训的总结来自于它的客观,指挥层面、统帅层面都有问题,都有加以检讨的必要。而我们不能用统帅层面的问题掩盖指挥层面的问题,也不能企图用指挥层面的问题掩盖统帅层面的问题。
  1988年徐帅的《历史的回顾》出版,他总结了四点西路军的历史教训:
  第一,任务多变。
  第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
  第三,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
  第四,对蒋介石的轻信。
  后来出现了一本在香港出版的《史说长征》,内容与这种认识完全不相符,将西路军的覆亡说成是毛泽东的阴谋诡计,中央陷西路军于绝境,最后取得对红军的统一指挥权。
  2010年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点名批评这本书,称它完全歪曲了我们的历史。
  摘几份于己有利的电报,得出自己的结论。于己不利的电报,一概不引用。这是在研究历史、思索教训吗?
  习近平同志说:“要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把西路军问题变成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个人权力之争、指挥权力之争,以牺牲西路军为代价,取得对红军的统一领导,这是对我们党史的严重玷污和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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